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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
【紅色足跡】中共三大:浪涌羊城 國共攜手
作者:政策法規科  更新時間:2019/6/18
【紅色足跡】中共三大:浪涌羊城 國共攜手
 更新時間:2019/06/18

中共三大:浪涌羊城 國共攜手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市東山恤孤院路后街31號(今恤孤院路3號)舉行。這次會議,開啟了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的先河,掀起了大革命的波濤,開創了中國革命的新局面。從此,中國共產黨走上了更加廣闊的歷史舞臺。

 

    廣州是中國近代革命的策源地,也曾是中共中央機關所在地,中共于1923年在廣州召開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促成國共第一次握手,國民黨在軍事上創辦了黃埔軍校和國民革命軍,并取得北伐戰爭的勝利,中國出現了大革命的高潮。

 

全國420名黨員選出近40位代表

 

    20世紀20年代初,中國處于軍閥割據、四分五裂的狀態。嚴酷的政治、經濟形勢使中國共產黨人進一步認識到,要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的統治,僅僅依靠工人階級的力量是不夠的,黨應該采取積極的步驟去聯合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建立工人階級和民主力量的聯合戰線。當時,對于國共合作,全黨思想上并未統一。因此,共產國際代表馬林主張,把討論國共合作作為中共三大的主題。

 

    中共三大舉行的地點選在廣州,是從當時政治形勢出發決定的。1922年5月,共產國際在華工作全權代表利金在給共產國際執委會遠東部的報告中曾提出“中央局從上海遷往廣州”,并進一步指出,中共中央組織改革的重要方面就是“把工作重心轉移到廣州”,“最重要的理由”是,“現在在南方有廣泛的合法條件;在廣州有最先進的工人運動;廣州是國民黨的活動中心”。

 

    1923年5月,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發出通知,決定6月在廣州召開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當時,中共中央下設北方、兩湖、江浙和廣東4個區,共推薦代表30多人。此外,從法國回國的蔡和森、向警予,從蘇聯回國的瞿秋白也參加了會議。劉仁靜作為出席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的代表,馬林作為共產國際的代表出席會議。這些代表有的是經過推舉,有的是由中央和各區委指派的,大都是各地區區委書記和工會運動的負責人,代表著全國420名黨員。

    不久,近40位代表接到了署名“鐘英”的出席函。“鐘英”即“中央”的諧音,意為“中國共產黨中央”。為了安全和保密起見,代表們分批出發,盡量不乘同一趟車、不坐同一條船。北方區代表羅章龍在回憶當時的情景時說:“我是先坐火車到天津,轉乘海輪去上海,再坐船到廣州的。到廣州后,我們立刻換上了一套半長不短的‘唐裝’,一副廣東人打扮。廣東區委派有專人負責接待。我沒有固定住所,時而在譚平山家中,時而在廣東區委機關,有時還住在第三國際代表馬林的住所。我第一次到廣州,道路很不熟悉,幾乎每一次開會都有人指引,帶我們去會場。

 

   中共的前兩次代表大會都是在白色恐怖下的上海秘密召開的,如今,參加中共三大的代表們來到國民黨控制下的廣州,公開舉行討論國共兩黨合作的重要會議,這預示著國共兩黨合作“蜜月期”的到來。

 

    毛澤東說:“我們不應該害怕加入國民黨。”

    1923年6月12日,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市東山恤孤院路后街31號開始舉行。大會的主要議題是討論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問題。陳獨秀代表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作報告,總結了中共二大以來的工作情況和經驗教訓,著重說明了關于中國共產黨同國民黨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的依據和過程。

 

1923年6月中旬,中共三大在廣州市東山恤孤院路后街31號舉行。

1923年11月,中共三屆一中全會在廣州春園召開。

 

    會議上,代表們就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的問題,發生了激烈爭論。爭論中,一種意見是以陳獨秀和共產國際代表馬林為代表,旨在推動全黨加入到國民黨。陳獨秀和馬林認為:中國革命目前的任務,只是進行國民革命,不是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國民黨是代表國民革命運動的黨,應成為革命勢力集中的大本營;共產黨和無產階級現在都很幼弱,還沒有形成一個獨立的社會力量。因此,全體共產黨員、產業工人都應參加國民黨,全力進行國民革命;凡是國民革命的工作,都應當由國民黨組織進行,即所謂“一切工作歸國民黨”,只有這樣,才能增強國民革命的力量。他們強調國民革命是黨在當前階段的中心任務,不要忽視國民黨和資產階級的革命性;主張把一切革命力量匯合起來,實現國民革命。這符合列寧關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無產階級可以和資產階級暫時妥協與合作的策略思想。但是,他們低估共產黨和無產階級的作用,高估國民黨和資產階級的作用,使共產黨在同國民黨的合作中降到從屬地位,不利于保持黨的獨立性。另一種意見是以張國燾和蔡和森等為代表,他們承認反帝反封建的國民革命是中國革命的重要任務,但認為共產黨還有它的特殊任務,即領導工人運動,同資產階級作斗爭,這兩個任務同等重要,應當同時進行。他們反對全體共產黨員特別是產業工人加入國民黨,認為那樣做就會取消共產黨的獨立性,把工人運動送給國民黨。他們強調保持共產黨的獨立性和加強黨對工人運動的領導雖然是對的,但是由于脫離了建立聯合戰線的任務,勢必導致共產黨的孤立。爭論雙方的認識都有正確的一面,同時又存在片面性。相比較而言,陳獨秀等人贊成與國民黨合作的意見,更符合國民革命的中心任務。

    毛澤東在發言中說:“在中國,資產階級革命行不通。所有反帝運動都是由饑寒交迫者而不是由資產階級發動的。”“我們不應該害怕加入國民黨。”大會在討論到農民問題時,毛澤東發表了重要意見。他強調了農民問題的重要性,指出:“中共不應只看見局處廣州一隅的國民黨,而應重視全國廣大的農民。”他聯系到湖南農民運動的情況說,“任何革命,農民問題都是最重要的”,“中國國民黨在廣東有基礎,無非是有些農民組成的軍隊,如果中共也注重農民運動把農民發動起來,也不難形成像廣東這類的局面”。

 

    中共三大通過了《關于國民運動及國民黨問題的議決案》《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大會宣言》等文件。文件指出:黨在現階段“應該以國民革命運動為中心工作”,采取黨內合作的形式同國民黨建立聯合戰線,“共產黨黨員應加入國民黨”,“努力擴大國民黨的組織于全中國,使全中國革命分子集中于國民黨”。文件還規定了保持黨在政治上的獨立性的一些原則。 

    在中共三大上,毛澤東被選為“中央局秘書”,這標志著毛澤東首次進入黨的領導核心層。根據中共三大制定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組織法》規定,陳獨秀的頭銜為“中共中央局委員長”,毛澤東作為“中央局秘書”協助委員長處理日常事務,起草、簽發文件和指示,掌管全黨的組織工作。“中央局秘書”是第三屆中央委員會特設的職務,實際上相當于后來設中央主席時的總書記。

 

中共走上更為廣闊的歷史舞臺

 

    中共三大通過的黨章全稱為《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修正章程》。依據黨的自身狀況和形勢發展的需要,會議代表在中共二大黨章的基礎上進行了修改,這也是中共歷史上第一次修改黨章。中共三大把修改黨章的重點放在了嚴格入黨手續和發揮地方委員會的作用等方面。比如:新黨員入黨由原來的“須有黨員一人介紹”改為“須有正式入黨半年以上之黨員二人之介紹”,其中還特別強調介紹人必須具有半年以上的黨齡。此外,黨章首次規定了新黨員有候補期的制度,根據黨員的身份,候補期的時間長短不一——勞動者的候補期為3個月,非勞動者的候補期為6個月,但這個規定“地方委員會得酌量情形伸縮之”。中共三大黨章新增規定的核心要義是嚴格黨員的入黨手續。直接原因就是在國共合作的方針下,黨的肌體容易受到資產階級腐朽思想的侵蝕,黨員容易被國民黨所同化。這就需要共產黨員有更為堅定的共產主義理想和信仰,排除其他思想的干擾。更深層次上,中國當時產業工人的人數很少,在農民和其他小資產階級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國情下,黨要盡快發展和壯大自己的組織,必須廣泛吸收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分子入黨,這就不可避免地將農民意識、小資產階級思想甚至剝削階級思想帶進黨內。為此,黨必須采取措施提高對黨員的要求,嚴格入黨手續,審查和防止投機分子及不合格者的入黨,這樣便保證了在國共合作期間黨組織的純潔和堅固。

 

    中共三大正確解決了建黨初期黨內在國共合作問題上存在的重大分歧,統一了全黨的認識,正式確定了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與國民黨進行黨內合作的策略方針,使黨能夠團結一切可能聯合的力量,共同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務。中共三大之后,在中國共產黨的推動下,孫中山對國民黨進行了改組,確定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1924年1月,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第一次國共合作正式建立。

 

    原載于《中國檔案報》2017年2月24日 總第3032期 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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